大帥哥: 10月 2008

日本據台初期，歷營樺山資紀、桂太郎、乃木希典三任總督。他們認為「臺灣是軍人打下來的戰利品。」一切以軍事掛帥，不談建設。加上臺灣抗日事件層出不窮，使日本改府經營殖民地的能力受到質疑。甚至有日本人主張以一億日圓把臺灣賣給法國或賣還中國算了。但從1898年第四任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來台與其副手民政長官後藤新平聯手，銳意經營臺灣，自此由日本政府的負債變成資產。整体而言，日治初期除了對反抗軍外，對一般人民是採取安撫的手段，對原有的風俗習俗不加干涉。同時全面展開各種社會基礎建設，為日後日本殖民政府奠下深厚基礎。後藤是留德的醫學博士，1900年起，在臺灣進行大規模的「舊慣調查」，把臺灣的司法、行政法及經濟產業狀況清查得一清二楚，為日本設計殖民地統治，經營施政提供了最翔實的參考。一土地改革當時進行的一項最大的基礎事業，是對臺灣平原地區進行一次精密的土地測量，進而推動全面性的土地改革。後藤創設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，自任局長，派出八百多人，到戰亂頻仍的全島各地丈量，用精密的三角測量繪製地圖，畫出臺灣首度才有的精確地形圖，除了村落、田地，還包括孩童抓魚的小河，家禽家畜走過的小徑。這項精細的死功夫花下去，使得歷年來許多無人繳稅的隱田立即一一曝光。測量前根據劉銘傳那時估計，全台大約有三十六萬餘甲土地，最後統計卻有六十三萬餘甲。增加三億多地租收入。這次土地測量的結果，不但使日本殖民政府精確地掌握了應課稅土地的面積，而且做成了正確的土地登錄。這個土地調查的紀錄，至今仍是臺灣地藉資料的基礎。此外，配合土地登錄制度，殖民政府也導入了近代的土地所有權觀念，由政府保障土地的私有權，這是中國人社會「首次有一個政府以法令保障人民財產所有權，可說是臺灣社會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的第一步。」二、交通建設　雖然財政困難，還是以發行公債的方式自1899年起興建縱貫臺灣西部平原的鐵路，使臺灣整個西半部連為一體，形成一個物資的流通圈，為了使物資可以大量輸出，又在縱貫鐵路南北兩端各建高雄、基隆兩大港，成為臺灣產品輸出的門戶。三、改善衛生環境　日本人初登陸臺灣時，驚駭於這個南方島嶼的不潔與瘟疫。後藤從日本請了一百多位醫生來台，形成公醫制度，沿襲至今成為各地的衛生所。又強制進行疫苗接種，並建設都市的下水道。在台北、萬華之間，比日本國內還早就仿造當時法國巴黎大下水溝的設計，鑄造鋼筋混凝土新式下水道，使汙水經過水門以及半圓溝自然流下，從忠孝西路口、以及成都路口排入淡水河內。單靠一百多位日本醫生，無法建立長遠醫療體系所需人才，所以後藤於1900年成立台北醫學校（台大醫學院前身），寄望臺灣中上家庭的優秀子弟，接手醫療衛生工作，結果成為臺灣知識分子社經地位的最佳出路，也出現社會領袖人物如抗日的蔣渭水。　醫學校初創之時乏人問津，創辦人崛內就遍訪各地，勸誘年輕子弟用公費來就讀，不但不收註冊費，還發給帽子、制服、皮鞋，另外每月發伙食與零花費。四、社會秩序的建立　殖民政府移植日本仔細訂法，嚴格執行的作風，讓臺灣人首次見識到政府權威貫徹的威力。政府訂法嚴謹仔細，讓官員、人民.有共同遊戲規則可循，「人民第一次感受到執政者拿出辦法來做事，不需人民想辦法鑽漏洞來求生存發展。」像「戰時酒精令」，從酒精定義到如何管制，都寫得一板一眼，纖毫必較，使基層文官無需事事請示上級，就能依法規辦事。光是總督府內殖產局之下的礦務課，就有法學與礦學博士，制定礦務政策與相關法令，礦物課長福留精通中文，遍讀史料以搜尋礦源，這樣的一群公務員把臺灣挖掘到顛峰，二次大戰前夕年產煤一百四十萬噸。強烈的守法精神，加上由警察、戶口制度形成的嚴密控制系統，使台灣由一個械鬥頻繁的地區轉變成為治安良好的社會。夜晚睡覺或外出時，家門無需上鎖，不需擔心失竊。　警察，是日據時代政府權威的最具體表現。在鄉村，警察地位還在地方名士之上，被稱做『大人』，他們大多數經常拎著鞭子各處巡查，動輒厲聲打罵，使村民驚駭。孩童哭鬧，大人只要恫嚇：「大人來了，再哭就會被抓去。」孩童立即安靜。　除施行高壓，打罵剽悍，警察大多負責盡職，是塑造威嚴另一大原因。各重要街角上都有派出所或警察局，他們人數不多，兩三個，但天天梭巡，對地方上大小事與人，都瞭若指掌，並且盡職，「有小偷他抓給你，你不乖他抓你。」　天天梭巡，諸事都管，其中一項就是協助延續戶口制度，使殖民政府有基礎繼續其數字管理。此外嬰兒出生一個月內要報戶口，過期才報一定被罰，家人死亡也要申報，否則不發給死亡埋葬證，無法入土為安。　戶警合一使殖民政府能牢牢控制治安，並且也掌握了財稅來源，誰家子弟該入學，誰家有壯丁可徵召南洋，都知道的清清楚楚。五、經濟政策　利用「同化關稅」，就是殖民地台灣和日本之間貿易不課關稅，而外國貨和中國貨因有關稅負擔，自然競爭不過日本商品，台灣市場逐漸被日本商品壟斷。日本佔台第二年（1896），台灣對大陸沿海的貿易還達二千五百萬元，對日貿易不過六百萬元。到了1905年，對日貿易已呈一支獨秀，超越其他地區。　日總督府實施專賣制度，把洋行的獨佔權全部由政府收回獨佔，再委託三井、三菱等日資獨家販賣。日俄戰國期間，老百姓被拖往戰場，無法下田工作，甚至連牛、馬等牲畜以及板車，都被徵收供作戰爭之用。日俄戰爭之後，日本國內大企業集團雖然大發戰爭財，但一般人民的經濟能力惡化很多。日本國內市場呈現不景氣。　　為了增加財政收入，日本加緊在台灣殖產，其中製糖業是日本企業最重要的投資產業。1905年開始，殖民政府只獎勵新式製糖工廠，藉以淘汰台灣本地人經營的糖廠。並在台灣耕地上畫出種甘蔗的區域，同一區域內不准再設舊式糖廠，結果台灣景觀丕變，幾乎全島種蔗。八十萬甲耕地，糖場佔用七十八萬五千甲，三十九萬戶農家，也幾乎全都為機器糖場工作。　　為了扶植糖業，台灣農民大多數被警察押著強制廉價出售土地，不肯賣地的人就被毆打、拘留。種下後來農民運動的種子。1909年林本源製糖會社事件，就是因為警察利用傳票，召集耕地所有主賣土地，甚至現場臨時開鋪刻印章，設臨時辦事處辦理登記，不使人民有藉口不賣土地，結果引起人民抗議，造成當時民政長官辭職。　　　　這種大量廉價收購土地以供日本企業使用的政策，造成富者越富，貧者越貧。土地集中於官方、日本企業及台灣的中、大型地主，反而原來只能尋找無主田耕作的農民，更失去土地依附，貧困加深。大多數臺灣人民，只得為日本企業做廉價勞工，而且同樣職位，台人工資不到日本一半。平均而言，在台的日本工人每日工資2.9日元，台灣工人1.3日元。　　台灣糖業在十年後組成聯合壟斷，成為台灣最大產業。供應日本國內有餘，還供外銷，1920年代台灣總外銷金額2.5億日元，砂糖就佔了一億，其中98﹪出自機器製糖。其中三井、三菱、藤山合稱台灣糖業三大，產量佔全台糖業四分之三，支配全部耕地的過半數面積，以及幾乎全體的台灣農戶。糖業促使殖民政府開辦工業所需的電力、機械、肥料、水泥、挖煤、掘金。這些產業在一次世界大戰後日本景氣大好，以及接下來侵華戰事需求下，越來越發展。到1920、30年代，公司家數已由1898年的三家，變為八百多家，資本額由一千萬日元，變為六億。　　二十世紀後日本企業以巨額資金進入台灣，不久就將台灣人相傳已久的家庭式企業完成淘汰。重要行業，從香蕉到鴉片，都由日本獨佔銷售。例如日本財團三菱獨佔樟腦，三井傳賣鴉片，成為總督府大筆收入來源。總督府鴉片收入最高峰曾達四百多萬元，佔經常歲收的三成。專賣也做為政府獎賞，例如辜顯榮等協助總督府行政的仕紳，獲准賣鹽。　　日本政治在台的鴉片政策，最令人詬病，1897年認可鴉片吸食者共五萬五千人，1900年追加到十七萬人。日本當局在今台北市南門附近設立鴉片專賣製造工廠，佔地幾千畝。1929年，蔣渭水領導的「台灣民眾黨」向日本政府抗議，日本當局對抗議悍然拒絕，「台灣民眾黨」就直接致電向日內瓦國際聯盟本部控訴。國際聯盟於是派員來台調查，日本人這才起了恐慌，急忙成立戒菸機構--更生醫院，由台灣第一位醫學博士杜聰明擔任局長。　　殖民政府規定，台灣人成立公司，必須有日本人參與股份，並且控制經營權，台灣企業家只能出任董事，無法握有實權，企業裡的工作，如總經理、廠長以迄庶務課最基層單位係長〈科長〉，全為日人出任。普通人最多只被允許做小商人，不准從事生產事業。　　佐久間馬太繼兒玉之後任台灣總督，在任期間以鎮壓威服原住民為主政業務，被稱為「理番」總督。台灣原住民分布面積佔全島一半，並擁有豐富的森林與礦產資源。因此「理番經營」成為殖民政府取得財源的重要政策。　　平地的土地調查整理完畢，同時又為了便於「理番」，1910年以後，殖民者又花了十六年時間調查林野，整理官有林地。依據林野調查的結果，規定凡是「未有所有權狀以證明所有權的土地，或無其他確證的山林原野，一概視為官有地。」結果九成以上的台灣山林被查定為官有定，而且一概撥給日本資本家，並立法保護。殖民政府派出二千名林業專家，遠離家鄉，足足十六年在台灣高山峻嶺間，地毯式測量樹木，並予以分類、整理，繪出一區又一區當前的林相圖，以及未來應如何發展的規劃，累積厚厚四大冊施業案（施政計畫書）。這套林業施政計畫在台灣光復後，仍為中華民國政府所沿用。　　日本林業政策仿自當時最出色的德國，以造林、植保安林、保持國土為重。殖民政府較重視造林的工作，規定每年砍樹量不能超過造林量，這與光復後重視伐林賺取外匯正好相反。這種重視國土林業的政策，使得台灣在光復初期仍然古木參天，林木茂盛。　　對於原住民，殖民政府延續清代留下的防「番」措施—隘勇制度，在台灣設了約一千九百所隘寮，又埋設地雷，裝置電流鐵絲網，來限制原住民的活動範圍。此外以法令封鎖一般人民在番地的任何所有權或佔有權，一般人也不許跟原住民通商。各種法律，如民、刑法，都不適用於原住民地區。　　總督府以強制手段要求原住民徹底改變生活方式，並強行逼使原住民對日本認同，因此原住民與殖民政府的衝突一直不斷。　　1930年10月爆發的霧社事件就是其中最嚴重的一件。二百名原住民衝進霧社公學校運動會場，襲擊警察駐在所職員宿舍，總共殺死124名日本人，另外誤殺三名穿和服的漢人。總督府立即出動一千二百多名警察，八百名軍人和一千五百多名腳伕，趕往鎮壓，使用山砲、飛機投擲毒氣彈。最後1400名泰雅族只剩230人。　　霧社事件前後發生兩次，震驚日本本國，逼使從石塚英藏總督以下一連串高官引咎辭職，也促使殖民政府修正「理番政策」，從經濟型態生活方式以及教育醫藥措施，予以懷柔同化，造成原住民的文化大量滲入日本文化。例如將原住民集體遷移至適耕地區，教他們放棄打獵與放火燒山輪耕，而學習定點耕水稻。甚至把原住民住屋，改成日式土壁草屋。　　「理番政策」的確為日本帶來極大好處，原住民青年的生命被利用殆盡。1941年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，佔領菲律賓等地，就徵召一萬多名（幾乎原住民二成人口）原住民青年，組成「高砂青年隊」，利用他們擅長在密林活動，為日本人役使在叢林作戰，或成為背運貨物的軍夫。　　1920年代前夕，日本對殖民地（台灣、朝鮮、滿州）的統治改策，轉向強調「一視同仁」的同化主義。　　在教育上特別注重：（1）以生活教育來改變生活習慣與精神，（2）像訓練軍人一般，嚴格灌輸人民「忠於天皇」的思想。這跟向來大部份中國人所謂教育，就是熟讀經書詩賦，以參加考試求取功名有很大的不同。　　生活教育強調實踐，甚於背誦課本上的知識。日據時代靜修女中每個學生都要到禮節教室上禮儀課，正坐（跪坐）在榻榻米上一小時，學習吃飯、作客之道，以及守時、不隨地吐痰，擤鼻涕等生活習慣與態度。學校也結合家庭，共同教育青少年，各學校規定，學生課餘看電影，需有家長陪同，校際聯盟派老師輪值到電影院巡查，抓到違規者就記過處罰。　　日本深切體會強國必先強種，因此在教育中非常強調體育科目。台北醫學校日籍教官每週授課體操四小時，包括棍棒操、吊單槓、晨洗冷水澡。日本的東洋劍道，也引用為體教育課程項目，除了練身體，也注重精神薰陶，將武士道裡的「忍」、「專心」、「修身自律」傳給學生。　　除了學校之外，日本改府對紀律、秩序、整潔的要求也在整個社會裡貫徹。例如日本人要求農民栽種蔗苗，必須像軍人般排列整齊，製糖社派出職員，教台灣蔗農先將三寸長竹枝依序連接放在田裏，再依序拿起來，在遺留空位上依次插入蔗苗，如此反覆做完，放眼過去就是蔗苗排隊。並且，執法者以身作則，因而社會上無形有股規範，約束人民有個價值觀，不去做會丟面子的事，形成知恥的文化。日本殖民教育，隨日本國內不同要求而修改策略。據台前期以同化為主，開辦少數講習所與公學校（國民小學），教台灣學習日語，但不禁漢語文，也不強迫剪辮子。但對日抗戰起，開始高壓實施「皇民化」時，才全面禁絕漢文。　　1919年殖民政府為了安撫日益高漲的民族情緒，宣布台灣教育令，取消日本人與台灣人分校就讀的制度，表面上給與台灣人平等就讀的機會，實際上台灣人讀書的機會仍然被嚴格限制。如台北州立第二中學，當年只准一百個台灣人入學，平均一個中學只有一個台灣小學生能夠入學。　　日本對於台灣的教育重點，自始至終都採取現實短利的做法，只種實學，培養忠心守法國民，而避免開啟殖民地人民思想，所以禁止台灣弟子學習政治學、法律學、哲學等人文、社會科學。這與經濟殖民改策「盡量開發」正好相反。　　由於殖民政府據台初期，不急於普及一般平民教育，所以入學率長期偏低，1899年至1918年間，只有15﹪台灣弟子國校畢業，習得日文與常識，而回到家中經商、務農、任技工、或在殖民政府中擔任譯員或雇員，幾乎無所謂社會流動。後來為配合殖民政府的公共衛生，與培育本地日語師資兩頂改策，而成立醫學校（台大醫學院前身），與國（日）語學校，另外為訓練低級技術人員，設有農、工、糖業講習所。　　日本對於台灣推行中等和高等教育並不積極，尤其是台北帝大到1928年才設置，而目的也是為了培養侵略南洋的人才，因為台灣在地理位置上緊鄰中國華南及南洋，對於這一帶調查研究，可做為日本南侵之用。　　會涉及民權自由思想的文法科，台灣幾乎沒有機會就讀，1935年台北帝大139名學生，台灣只有29人，1945年（台灣光復），台北帝大1666位學生，台藉322人，大部份就讀農、醫科系。由於其他求學導管道被阻塞，當時社會上領導人物，或傑出通才人士，例如抗日領袖蔣渭水，細菌學專家杜聰明，畫家楊三郎，郭柏川，李澤籓，作家楊逵，吳濁流，以及鼓吹婦女放小腳的醫生黃玉階等，都出身醫學校或國語學校。　　殖民政府及及開發台灣現代化，但並非為了台灣居民的幸福，因為各種建設完全依當時日本國策而動，由總統督府執行，台灣本身利益，以及台灣人民的意志，並不允許發展而且政策上一直被刻意排除在外。　　隨台灣經濟發展，受過漢文與日本新式教育的地主富豪，以及中產階級，覺悟台灣產生那麼多利潤，人民卻未分享到一點好處，於是結合一批日本大陸留過學的知識份子，而紛紛起來抗議殖民不平等待遇。因為他們不只接觸中國文化，也接觸到當時世界思潮「民族自決論」社會主義理論，思想已開拓。　　這些人一方面以「文化協會」（一九二一年，蔣渭水和林獻堂等人組或「台灣文化協會」，在成立大會上蔣渭水做了如下的演說：「台灣人現實有病了，這病不癒，是沒有人才可造的，所以本會不得不先著手醫治這個病根。我診斷的結果，台灣人所患的病是知識的營養不良症，除非服下知識的營養品，是萬萬不能治療的。文化運動是對這病唯一的治療法，文化協會就是專門研究並施行治療機關。」）的形式，在台灣從事民智啟蒙運動，一分面進行要求參政權運動，向日本國會請願爭取設置台灣議會。　　當時台灣知識份子的抗日民族運動，可分為兩大派，一派以林獻堂為首（林獻堂出身台灣第二大地主霧峰林家，為了向殖民政府爭取平等受教育的權利，1914年發起創立台中中學運動，由霧峰林家，板橋林家，辜顯榮等二百多位台灣士紳捐資二十四萬八千多圓，創立第一所專收台人子弟的中學。一次大戰後，民族主義蓬勃，1920年赴日結合台灣留日青年組成「新民會」，並擔任會長，展開歷時十四年共計十六次的台灣議會請願運動，直到「皇民化運動」時被打壓沉寂。「新民會」後來也發行「台灣民報」，做為代表台灣人民的言論與啟蒙機關。一九三七年台灣民報發行五週年時，己突破五萬份，與日系的最大報紙「台灣日新報」抗禮分庭。），走議會路線。另一派以蔣渭水為首（有「台灣孫中山」之稱的蔣渭水不僅是位領導「倡民權、爭平等」的非武裝抗日運動的政治家，也是一位受歡迎的醫生以及成功的商人，經營春風得意樓。但卻非豪門子弟，年少時當過工友。二十一歲（一九0五年）考入台北醫學院），走政府社會運動路線。這所有的台灣人反殖民統治運動，並沒有能持續很久，隨著日本國內軍部的抬頭，政黨政治的時代結束，台人反抗運動最後都被打壓。隨著歐戰結束，日本的戰爭景氣劃下休止符，殖民地的製糖產量也漸呈停滯。另外日本國內的人口上升，漸使糧食供應不足。台灣開始被賦以向日本國內提供糧食的任務。從20年代起，在台灣推動「產米增殖計畫」。台灣就在甘蔗糖業和蓬萊米生產上，扮演日本「工業日本，農業台灣」的農業殖民地的角色。米原來就是台灣主要農產品之一，清代時「所出之米，一年豐收，足供四、五年之用。」日本據台後，希望在台灣建立他們的「米倉」。不過台灣原產的米細長形，比較不黏，日本人吃不慣，他們稱這種米為「在來米」（本地米的意思）。因此如何在台灣培植適合日本人口味的稻米，一直是日本人努力追求的目標。1918年，石中農事試驗場場長終於研究出一種革命性栽培方式，將黏性較高的日本稻種，成功地在全台栽種。這種米後來被命名為「蓬萊米」，意即蓬萊仙島所產的米。1925年以後，台灣大量栽種稻米，為當時第二大輸出品，主要輸往日本。台灣景觀恢復南糖北米，香蕉是第三重要的輸出品。為了推展農業，日本殖民政府也大興水利。自1920年起花了十一年時間，以及五千四百多萬日圓，興建亞洲最大水利灌溉工程—嘉南大圳。將曾文溪支流官佃溪穿過烏山頭隧道，並匯集濁水溪，在烏山頭引水攔成水壩，把它性質定位為公共設施，官民共營，就是今天俗稱的烏山頭水庫。光復後改為多目標灌溉，除供農田，還供嘉南地區飲用水及工業用水。目前水庫旁邊還豎有總工程師八田與一腳穿膠套靴，蹲伏於堤上，作沉思工作進度狀的紀念雕像。同時，殖民政府根據水利在生產上的重要性，打破台灣民間向來擁私自重的想法，推行水利權的公有化政策，把清朝以來墾殖大戶所興辦的水利灌溉，全部改為公共擁有。例如施家圳就不再屬施姓，而為大眾都可引用，派辜顯榮擔任圳長，每年給施姓子弟「祭祀費」作為補償，這個做法延用至今。1934年，日月潭水力發電廠建成，可發電十萬千瓦。然而台灣北部卻缺乏水利灌溉，以致農村經濟窘困。桃園、中壢一帶雖有1928年的桃園大圳，但農田旱象，一直到光復後1960年，石門水庫興築完成才完全解除困境。 1937年中國抗日戰爭開始，1939年歐戰爆發，二次世界大戰全面展開。日本對台政策再次改變。「皇民化」、「工業化、「南進基地化」成了戰時日本殖民台灣的三大政策，為了配合南進政策，在很短的時間內，台灣重點式地發展鋼鐵、化學、製紙、金屬等軍需工業。而殖民政府耗資六千多萬日圓，在1934年完成日月潭水力發電廠，使台灣西部有足夠的電力可以供應這高速成長的工業化。1900到1925年間，台灣單一發展糖業，到發展農工複合產業兼植水稻（1925到1936），所以所謂工業設施，其實只有糖業加工。然而戰爭為台灣帶來金屬、機械、化學、橡膠產業（製軍用輪胎）與工業，另外也擴充紡織、木材、印刷設施。金屬工業最能說明日本人的急切。為了戰事所需，日本人全力來台挖金礦，以充實軍事支出，一改過去並非特別重視台灣礦業的態度。日本在瑞芳裝上現代化採金設備，到花蓮、九份、金瓜石、把黃金產量抽到空前絕後的最高潮。在中國獨力對抗日本的四年間，日本光是向台陽金礦（基隆顏家與三井合資）收購的黃金即達七十公噸。日本礦業公司（台金公司前身）被升格為「國策企業」。然而由於日本打算利用高雄港為南向南洋，北向東京的戰爭聯絡點，於是大力規劃高雄，建築重工業設施，煉油廠（產量為當時全中國大陸的一半）、海軍基地，企劃道路又寬又直。目前高雄寬直的馬路，工業集中過密，都說明了當年戰備遺留的影子。以下數字可說明「急速發展」的情況。在糖業巔峰期（1924年），台灣工業生產總額為兩億日圓，到大戰爆發前夕（1936年）已衝到三億日圓，十二年年間成長50﹪，自1936年到1942年的六年間，工業生產量倍增為七億日圓。大戰期間，台灣經濟結構，工業已佔47﹪，中日兩國開戰，殖民者擔心台灣人民的立場，小林總督開始進行急速高壓的「皇民化運動」，強迫台灣人做日本國民，向天皇效忠，嚴禁講台語，抓到不說日語的就佩掛慚愧羞恥的牌子（台灣人稱為狗牌）。廢除台灣服，砍燒人民家中的祖先牌位與神佛像，強制大家穿和服到神社參拜，祈禱日本「武運長久」。　　李天祿的布袋戲團，被迫演「皇民劇」，木偶穿上日本和服，講日本話，配樂則用唱片放西樂，木偶拿著武士刀在台上砍來砍去。巡查天天坐在戲場裡監看。皇民奉公會還強迫將台灣所有的戲劇，納入編制，禁一切帶有中國文化色彩的戲劇藝術。1941年日本突襲美國珍珠港，美國參戰，從此太平洋戰事劇烈，殖民政府甚至要求台灣人改日本姓名，初始只有160人改，後來由於改姓名的家庭，無論在吃穿的物資配給，就學就業，都明顯優厚，所以到大戰結束，改姓人數增加至二萬人。1942年九月三日，呂赫若、呂泉生成立「厚生演劇研究會」，公演「閹雞」、「高砂館」、「地熱」、「從山上遙瞰街市的燈火」四齣日語劇。大稻埕的永樂座空前爆滿，由於「閹雞」從布景、道具、服飾、音樂，都帶有濃厚漢民族風格，最為轟動。尤其當時才二十多歲的呂泉生的閩南音樂，以南管小調「百家春」和台灣民謠「涼傘曲」、「採茶歌」、「六月田水」、「一隻鳥仔哮啾啾」、「丟丟銅仔」配合劇情發展。首演當晚，觀眾如醉如癡，隨音樂的節拍手舞足蹈，戲演到一半，忽然停電，戲劇被迫停演，反而激動了現場觀眾，反覆唱那些過去被日本改府禁唱的台灣民謠，光是「丟丟銅仔」就唱了四、五遍。有些熱情的觀眾還跑出去買手電筒，站在舞台兩側，以手電筒代替舞台燈光，要求繼續演出。「閹雞」就在手電筒的照射下演完。第二天，殖民政府的「台灣演劇協會」果然也下令禁唱這些台灣民謠。大為憤怒的殖民當局下令停演這些劇目。1943年一月，美、英與中國訂定平等停約，同年十二月，蔣中正與羅斯福，邱吉爾共同簽署開羅會議宣言，決定日本所佔取的中國領土--台灣、澎湖、東北，都要歸還中國。陷入戰爭泥淖的日軍需要軍費，於是加緊向全人民索取黃金，不供出來就是「國賊」，並派人來家搜查。隨全島進入戰爭管制，連食物都開始分配，「台灣文化協會」己無餘力抗爭，從此銷聲匿跡。　而代表台灣知識界抗日力量的台灣新民報【主要人物林獻堂、羅萬車、楊肇嘉、總主筆為楊雲萍】也在皇民化政策下被迫停刊，壽命僅五年。　皇民運動施行更徹底的是學校的教育。隨著軍國主義越劇烈，教育的內容也隨日本國策而變化越明顯。不但每天朝會仍要向北鞠躬，拍掌遙拜天皇，還增加實施類似軍事的訓練，日據時最年輕作家葉石濤說，二次大戰末期他到小學當教員，朝會時校長訓話三十分鐘，內容總是「要為天皇而死」，全體小學生立正不能動，然後不斷重複踏步走操場，隨著時局惡化，有些法西斯傾向的教員把憎惡中國的怒火，發洩在兒童身上，被打耳光以致中耳炎。生活在此時，自覺「好比雙重人格的人」，在公開場合裡，言行是日本人，回家就把有關日本的一切關在門外，過著說台灣話，聽中國傳統故事、閩南風格的生活。　由於急於把台灣人變成日本人，殖民政府開始強迫性的義務教育，就學律高達89﹪，甚至還將培養師資的師範學校，升格為專科程度。　台灣人在台灣固然過著徬徨的歲月，然而流落在大陸的台灣人，大多數際遇更艱辛。台灣人民並未捲入殺戮戰場，卻在中日兩方仇視的怒火中，背起難堪屈辱的擔子。作家林海音形容，當時日本人視台灣人為「中國間諜」，而中國人視台灣人為「日本間諜」。原來日本人從清末就已在大陸利用治外法權，保護台灣流氓在大陸走私、開鴉片館與賭場，從早期的福建，到後來作惡沿海各城市。這些已被大陸居民嫌惡的「台灣呆狗」，不但破壞了治安，也被日本利用為間諜，遭中國政府懷疑。有一些手段靈巧的台灣商人，卻能在這樣政經奇特、族群意識錯綜複製的世局裡做生意，建立日本、大陸、台灣的三方關係，深耕人脈，從中取利。　戰爭劇烈，台灣物資缺乏，許多地方的古砲也被拆去煉鐵。（現在許多古蹟如基隆海門天險，淡水滬尾北門鎖鑰都只空餘砲台的石基，不見古砲）。失去自由的台灣人民，隨戰事激烈，進入戰時總動員管制體制，殖民政府勒令停止生產一切非戰略物資，衣食緊縮、實施配給制。　糧食越來越缺乏，每人每天分配食物才0.4公升，五百六十萬人在生死線上掙扎。老百姓到處設法找黑市物資，農產受空襲與人工短少（被徵兵）影響而減產。然而軍方仍在搜索糧食。　日軍把搜到的物資，全都貯藏在各地深山地下，軍用米、軍用雞、鴨、魚、豬，一應俱全。由於美軍奪下菲律賓，軍方急於將台灣要塞化，動員六十歲以下的所有民眾挖地下壕、築戰塹、隱藏物資、準備萬一美軍登陸台灣，日軍可以在深山打游擊戰。殖民軍方、警察與官員這時都好似失去理性，台灣人民稍有懷疑就會被指為「非國民」，大家只得隱忍自重，求活即可。吳濁流羈留在台北，不敢回鄉下，深怕無業者會被動員到更危險的高雄地區，他開始寫他醞釀已久的小說「亞細亞孤兒」，每寫兩三章就藏入煤簍中，隔段時間就帶回新竹鄉下存放。做為一個心情抑鬱的知識份子，他只得在這篇小說中，以台灣連翹這種生命力堅強，只要有個能探頭呼吸的地方，就匍匐蔓生的植物來鞭策自己，另以無花果默默開花的精神自我期許。整本書用意在說明台灣人的命運，求生欲望旺盛，意志堅強不屈服。台灣民間企業在這段期間內被大量兼併，如陳田錨父親陳啟清的新興製糖，由於戰爭期間生產所需的設備材料如電線，都需仰靠申請，被總督府下令由第一大的台灣糖業會社(三井集團控制)兼併。台灣人的金融機構也面臨同樣的命運，中部林獻堂發起的大東信託，以及北部顏家發起的台灣信託，都分別被納為殖民政府的台灣銀行關係企業。1944年美軍B-29轟炸機實行全島大轟炸，每天來兩三次，被跑警報的台灣人稱為「定期班機」，先炸倉庫、再毀設備，尤其是軍事設施與物資，包括生產酒精的各個糖廠。四百六十家糖廠大多被炸成廢墟，只剩十六座(戰後為台糖公司修復)。二十七萬戶用電全部中斷，台北防空洞被擊中，六百人死亡。日軍所佔的塞班島、硫磺島、琉球一一為美軍收復，日本本土緊張萬分，日本軍機開始出現衝向盟軍軍艦的自殺式行為，以求敵我俱毀，美軍也大力轟炸日本。1945年8月6日，美國在長崎丟下原子彈。8月10日上午7時50分，日本投降，由東京傳送英語廣播到重慶。這個消息的發出並不容易。當日本天皇面對廢墟般的國土，與節節敗退的日軍，決定接受波茨坦宣言，無條件投降。預料英語國際廣播會被軍方阻撓，所以外相東鄉茂德直接核發。因為日本軍事當局，尤其陸軍方面，主張決戰到底，就在這個廣播不久之前，陸軍大臣阿南惟幾還向國內國民廣播說：「就算是嚼草根，吃泥土，伏屍原野，也要戰鬥到底。」台灣島上人民足足遲了六天才知道這則喜訊。只有少數人在相互密談說，8月15日日皇首次播音，然而雜音很多，聽不清楚，判斷可能發生某種事故。8月16日，台灣人民終於讀到報紙號外，但由於懼怕警察，也不敢大聲歡呼。自尊心、榮譽感以及對美好未來的熱烈期望，塑造了台灣人民在中國政府尚未到台灣接收前的兩個月真空期間，表現最珍貴自重的一面。大家在各街各庄組織三民主義青年團，既無報酬也無任何人命令，自動擔當起各地治安工作。從都市以至鄉下各角落，男女自動學習國語，已懂國語的人，自動當教師，無報酬開講習班，處處充滿重建自己國家的新興氣氛。至於在台的日本人，自負比台灣人優秀，於是雙方在潛意識中做精神上的競爭，共同維繫社會秩序，並且台、日人民之間互相安慰，互道珍重。九月六日，長期抵抗日本的林獻堂，以及其他五個人的功績受到中央政府的重視，於是代表全島六百萬人，參加國民政府在九月九日由何應欽將軍主持，在南京舉行的受降典禮。台灣光復兩年，吳濁流在他「黎明前的台灣」一文中寫道：「說什麼外省人啦，本省人啦，做愚蠢的爭吵時，世界文化一點兒也不等我們，照原來的快速度前進著，因此我們與其嚅嚅不休於那些無聊的事，還不如使台灣成為烏托邦。比方掉了東西，誰都不會撿去；不關窗戶而眠，小偷也不會進來；吃了生魚片也不會有霍亂、傷寒之虞；在停車場沒有警察維持秩序，大家也很規矩地上下車；沒有人會弄髒公共廁所；做任何事都不會受人監視；走什麼地方都不會受警察責備；寫任何文章都不會被禁止出售；攻擊誰都不會遭暗算；聳聳肩走路也沒有人會說壞話，……這樣努力建設身心寬裕而自由的台灣就是住在台灣的人的任務，從這一點說來，是不分外省人或本省人的。」\出處::http://tw.knowledge.yahoo.com/question/question?qid=130509221281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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